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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文物：秘色瓷器
秘瓷
秘色瓷器的由来
最早提出秘瓷的人，是距今1100多年前的唐代诗人陆龟蒙。陆氏(生年不详，卒于881年)其七言绝句《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诗的命题和诗句中可清楚地知道：①晚唐时期已有秘瓷；②秘瓷烧造窑场是越窑；③秘瓷的青釉色泽，宛如郁郁葱葱的“千峰翠色”。陆氏卒年，距懿、僖二宗咸通十四年(873)迎奉法门寺佛指，以秘瓷等供养，时间相去不远，间隔7年左右。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属于当时人写当时事，懿宗朝已有秘瓷，事实无可置疑。然而，十分遗憾，这一重要实录，却被历代谈瓷者所疏忽或遗忘。
法门寺的秘色瓷器
法门寺塔基秘瓷的面世，解开了关于秘瓷烧造年代的历史之谜。
法门寺塔基内的秘瓷，是唐懿、僖二宗于咸通十四年(873)迎奉佛指而瘗埋的供养品。秘瓷出土雄辩地说明：至迟在咸通十四年以前，秘瓷已经烧造，工艺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它的始烧年代无疑会更早一些，但也在人唐以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亦是秘瓷始烧史实的佐证之一。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秘瓷，当不愧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的标准器物，补史证史，意义重大，宋代伊始，歪曲止实，以讹传讹的秘瓷始烧于五代的误说，应予否定和澄清。
法门寺地宫出14件秘瓷釉面洁净莹润、釉薄而均匀、胎色浅灰、质地细腻、坚致细密、器形规整，足以说明这些瓷器的胎、釉原料是经过严格选择和精益求精地制备的。根据浙江传统工艺流程及有关史籍记载推测，对于严格选择的高岭土或瓷石，首先用水碓反复粉碎、筛选，以提高颗粒细度，再用水淘洗。其法如《天工开物陶埏篇》说：“造器者将两土(按：含铁质不同的两种瓷土)等分入日，舂一日、然后入缸水澄。其上浮者为细料，倾跌过一缸，其下沉底者为粗料。细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倾过，为最细料，沉底者为中料。既澄之后，以砖砌方长塘，逼靠火窑，以借火力，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经过上述粉碎、淘洗、练泥等过程，排除了有机杂质或其它颗粒状杂质，保证了原料的细腻、纯净，提高了可塑性。所以，法门寺出工秘瓷胎，釉无黑色杂质，胎体无气泡，色浅灰，器物无烧裂、变形等弊端。
法门寺塔基出土的秘瓷的青釉莹润纯净，值得特别注意观察的是碗、盘通体施釉，圈足外壁留有托珠支垫的支烧痕迹。由此判明，唐代越窑在装烧工艺方面的革新，已获得重大突破，一是使用匣钵，实施“单件烧”；二是革新装烧工艺，提高支垫技术。直至唐代，南北各地许多瓷窑装烧瓷坯，仍有采用明火叠烧的传统工艺，凡碗、盘、杯、盆等类器皿，均按类上下重叠，置于窑室，明火煅烧。因此，瓷器出现釉面烟熏、火刺、落砂、粘釉，以及成型时器物底部胎体厚重，内心留有支烧痕等缺陷。但是，上林湖越窑中，晚唐时期烧制秘瓷时，已经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即一匣钵内只装烧一件器物，匣钵上下重叠，在窑炉内形成匣钵柱。进行烧成。垫烧秘瓷的托珠，颗粒细如芝麻点，断面约为1～1.2毫米，粒度大小均匀，垫烧时放置在圈足两侧，摆成一圈或两圈的小元饼状，精工细作。创造匣钵，单件装烧’，精心支垫，是装烧工艺的重大突破和创举，有效地杜绝了明火叠烧产生的缺陷，提高了瓷器的质量。一钵一物的单件装烧工艺，唐、宋以后对装烧工艺的革新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各地普遍采用匣钵装烧，使宋代瓷器取得光辉的成就。直到今天，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工艺，仍为制瓷工业所广泛应用。
法门寺地宫出的这批秘色瓷应是唐代越窑的产品，也有学者认为陕西古代生产北力肯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此，这批秘色瓷有可能是陕西当地所烧的秘色瓷器。要解决这一问题，对其烧造窑口取得一致的意见，只考据古文献显然不行。我们所凭藉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认真观察和分析该批秘瓷之胎、釉及成型与装烧的工艺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唐代的越窑和陕西当地的青瓷窑产品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唐代越窑青瓷领先发展的同时，在北方距法门寺约一百里的地方也有一处青瓷窑场在兴盛和发展，这就是唐西京长安的京畿黄堡窑。从近年来大面积的考古发掘收获看，该窑场创烧于初唐时期，开始是一处烧造黑、白、褐黄多品种瓷器及唐三彩和琉璃制品的综合产品窑场。中唐前后由于受到越窑和其它窑口先进工艺的影响，青瓷的烧造技术日渐提高，到中晚唐时已能烧造出具有相当高水平的青瓷器。因该窑仅距唐代的鼎州治所数十里，近年来发掘者和不少学者都认为应是唐鼎州窑瓷器，大量的出土物表明中晚唐时此窑的青瓷产品已具有自身特点，在已发现的国内唐代青瓷窑址中，其产品质量仅次于越窑，而比婺、岳、寿、洪诸窑的青瓷器水平要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窑入宋以后辖于耀州，主烧青瓷。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窑，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表明宋代的耀州窑生产的青瓷器在古代人的心目中曾认为是“类”似“秘色”的“越窑”器。有此殊荣，正说明了宋代耀器的工艺技术曾受到唐秘色瓷很大的影响。然而唐代黄堡窑的青瓷产品，与其后之宋代青瓷有很大区别，与唐代的越窑青瓷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首先，唐黄堡窑青瓷所用原料含铁量高，原料的加工又不够精细，所以青瓷器物的胎多呈深灰、暗灰或铁灰色，且含有颗粒状杂质和气孔。到晚唐后，为了改进胎体上的这些缺陷，又采用了施釉前先在坯体上饰一层白色化妆土的工艺，其外观效果明显有别于唐代的其它青瓷窑口。其次，唐黄堡窑青瓷釉层均匀，釉面光滑明亮，玻璃质感强，多见开片。其青釉呈色为青黄、青绿、青兰色，但均泛灰，亦不够滋润，月较薄。另外，该窑晚唐以前的青瓷多施半釉，腹以下多露胎。至晚唐，始对部分产品通体施釉，但在器外底部施釉者较少，在支烧具和装烧方法上，则沿用了盛唐以来该窑烧造白瓷、褐黄瓷和茶叶沫瓷的三角支垫支烧法。虽然也采用了匣钵装烧法，但只见桶盆式。不见漏斗式。碗、盘之类圆器均采用匣钵内叠装支烧：烧成的器物除顶部的一器外，其它均在碗盘内心留有三点支烧痕。这些特点，与以上所述唐代的越窑青瓷明显不同。掌握两窑产品的不同特点，正是我们判断法门寺出土秘色瓷之窑口的科学根据。
认真观察法门寺出土的14件唐代秘色瓷器，除种类、造型、装饰上有各自的特点，在釉色和烧成上亦有不同，但总起来看，则存在同一窑口的共同特点，对其胎、釉和工艺的共同特征大体归纳如下：
1、器胎的特色：14件秘色瓷中，12件青釉器可由支烧痕与半透明青釉下看到器胎的特征。仅两件银棱金银平脱鸾鸟纹碗，口沿和底足露胎部位被所镶银棱遮住。出土时，髹漆金银子脱纹饰保存完好，但口和足部的银棱装饰有松脱现象。透过松脱的缝隙，尚可隐约见到器胎。观察结果，所有秘瓷的器胎均呈淡灰色，或可称灰白色。胎质都很细腻和致密，其表面很少见到气孔，也不见大颗粒状掺合物和铁质颗粒。因胎质已细密纯净，在胎和釉之间没有饰化妆土：瓷胎的这些特征，表明制作这批秘色瓷的坯体泥料都曾经过相当严格和考究的备制工艺过程。不仅胎土粉碎和淘洗的精细，亦经过了精心的陈腐和捏练过程。从胎质和胎色看，它们与晚唐时期的越窑器相似，而与同时期其它烧制青瓷的各窑口相比差距很大。如此细腻精密的胎体制作，体现出晚唐越窑青瓷工艺的新水平。
2、器釉的特色：除两口镶银棱碗器内饰黄釉，器外饰金银平脱，髹漆平脱之下施釉与否不详，其余秘色瓷均饰青釉。施釉的方法采用器内器外通体饰满釉之精细工艺。以两件一型葵口碗为例，通体饰满釉，连外底与足内外墙均饰了青釉。所有的器物釉层均匀。釉面光滑明净，釉质晶莹滋润，12件青釉秘色瓷的呈色调和色度不完全一致。最好的色釉呈翠青色，色调鲜亮清新。在滋润中露出半透明状的精光，与一般越窑青釉滋润但透明度弱酌特点不同。稍有逊色的色釉。呈青黄色或翠青中略泛点微灰。这几种色釉的釉质全都精细且晶莹滋润。与此前所见晚唐时期制作精美的越窑器相近似，但光亮度和玻璃质感比一般越器为强。将它们与同时期其它青瓷窑相比，差距同样很大。这种明亮、清新、晶莹、滋润的秘色釉的产生，表明晚唐时期越窑在釉药配方的研制和试烧方面。曾经进行过大胆的革新和创造。
3、装烧工艺的特色：这14件秘色瓷的釉面都很光洁，仅个别器底在支烧痕内有缩釉现象，但不见任何烟熏火燎的痕迹，表明其坯件装烧时都使用了匣钵。在13件碗、盘、碟等圆器的器内底，亦未留有窑具支烧痕迹，表明它们也不是叠装在匣钵之内的。装烧时采用的是每一件器物的坯件均单独放人一个匣钵之中，使用叠装匣钵柱单件烧的方法烧成。这种装烧方法是晚唐时期越窑为烧造精细瓷器创造的一种新的装烧方法。在此，越窑工匠将这种精烧工艺使用在秘色瓷新产品的烧造上，应是顺理成章的做法。在这批秘色瓷中，有不少器物的外底部明显的留有一圈或两圈多点状米粒钉支烧痕迹，这种支烧痕都留在器物的外底部的现象，表明此批秘色瓷均系采用正装仰烧法制成。而所见支烧痕的形状大体是多点式米粒钉形状，其分布规律为散点式呈圈状布局，在多数器外底上，见到的是单圈布局之点式米粒钉烧痕，在个别器外底部还可见到双圈布局多点式米粒钉烧痕。不见一例三点状支烧痕迹。这种烧痕外观表明装烧坯件采用的支烧具绝非是唐代黄堡窑的三角形支垫，而是唐代越窑中所采用的多齿形支烧圈，亦或是单柱形支烧泥条。此两种支烧方法，均是唐代越窑装烧工艺的反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使我们对法门寺出土的这批秘色瓷之所属窑口得出明确的科学结论。从这批秘色瓷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特点看，都反映出是越窑所烧的产品。它们的各种特征，与陕西当地所烧之唐代青瓷差距很大，从而排除了陕西当地烧造的可能性。
法门寺陶瓷的金彩装饰
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的秘瓷银棱金银平脱碗，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瑰宝，是我国陶瓷金彩装饰首创阶段的实物资料，补史证史，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陶瓷金彩装饰工艺是我国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尤其是越窑历代陶瓷匠帅们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一工艺曾刘世界陶瓷装饰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法门寺秘色瓷的价值
从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瓷秘色”以来，受到考古、古陶瓷及科技界的极大关注，专家学者数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走访法门寺博物馆，均以能认真“目验”和“上手”观察为快。这些秘色瓷的问世，我们初步考虑有以下几点意义：
1、揭开了唐代“秘色瓷”之谜，是中国陶瓷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秘色瓷”一直受到说陶者的重视，普遍认为它的生产和出现，是我国古陶瓷发展的新阶段。但是，从宋人开始直到这批秘瓷出土之前，只要一谈到“秘色瓷”想到的就只是五代钱越小王朝的秘瓷，而对其前之唐代秘瓷就很少谈及了。其实，研究者大都知道，有不少唐代的文人和学者，如皮日休、韩偓、陆龟蒙、徐夤等都曾写过颂扬越瓷的脍炙人口之诗句，其中提名叫响专门为“秘色”瓷写诗的就有两首，这就是——
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全唐诗》卷629)徐夤的《贡馀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渍。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全唐诗》卷710)这些唐人的诗句虽常常被人们引用和吟诵，并进而采用“千峰翠色”来形容和代表“秘色瓷”的特色，但是因为尚没有可被确认的实物，致使1000年来，唐人曾明确形容过的唐代“秘色瓷”成了千古悬案，神秘莫测，就连资料和研究都具有权威性的《中国陶瓷史》对此问题亦不敢涉及。
现在，在“衣物帐”碑上明文记载为“瓷秘色”的13件唐秘色瓷出土了，使这个让人神思遐想的谜被揭开了，使这个千古悬案有了明确的答案。不仅证实了陆龟蒙和徐夤等晚唐诗人其诗文记载的可靠，艺术语言形容的准确和优美，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确切无疑的唐代秘色瓷的研究资料，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中是一项重大地突破。
2、为秘色瓷的鉴别提供了一批标准器。根据法门寺唐代地宫咸通十五年“衣物帐”碑内“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的文字记载，是镌刻在迎“真身到内后”唐懿宗“恩赐”的物品行列里，而不在唐僖宗“新恩赐”的物品之内。因此，其制作的确切年代应该是唐懿宗迎佛真身到大内供奉的咸通十四年(873)之前。此时，距李唐王朝灭亡的9跖年，尚有33年时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越窑自能生产出为数不少、质量甚或更高的秘色瓷来贡奉朝廷的。而且，到晚唐末期，封建割据愈演愈烈，新贵崛起，秘色瓷对这些新贵来说，亦应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的猎取对象。因此，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上还应存在着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秘色瓷流传，或许日后会由地下出土。由于法门寺出土的这13件“瓷秘色”被确定为确切无疑的唐代秘色瓷标准器，也就为人们提供了寻求还尚未被认识的唐秘色瓷的具体标准。例如：按此标准，一些研究越窑的专家首先指出，另一件也在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但在“衣物帐”碑中不见记载的青瓷八棱净水瓶也应该是唐秘色瓷。其理由是曾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中采集到同样造型的青瓷标本，而且该净水瓶除去瓷釉有开片外，其它胎、釉和生产工艺特征都与标明“瓷秘色”的13件圆器大体相似。
3、为中国瓷器制造业五代以降所采用的金银扣和金银装饰找到了源头。中国古代的瓷器，从原始青瓷发明时开始，直到唐代，在大扫：南北普遍进行烧造时，所注重的多是瓷釉和施釉方法的改进。因为中华文化自古崇尚玉器，《说文》称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诗经·秦风·小戎》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所以对青、黑、白釉各种瓷器的生产，均以其瓷釉能否达到润玉的效果为其评价标准。同时，在社会的上层统治者中又追求刘金银器的索求。《史记·孝武本纪》曾记载了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的话：“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表明早在汉代，王室就希望多使用金银器具。到了唐代。仍然一样。但是，以往统治者的这种对玉的祟尚和刘金银的追求很难在同一器物上取得两全。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髹漆金银棱金银平脱秘色瓷的出现，正是那些在青瓷生产中处在全国领先地位之高水平的匠师，在掌握了唐代统治者之爱好和需求之后，将金和银装饰在如冰似玉的青瓷器上的一种尝试。从此，以金银来装饰瓷器就成了各时代高档瓷器生产的时尚。例如，五代秘瓷的贴金，元明瓷器的戗金彩和描金，清代的亮金、磨光金，以及五代和两宋所使用的金银扣装饰工艺等。这些瓷器的金银装饰，虽然时代不同，采用的工艺和装饰手法有异，但追其渊源，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髹漆金银平脱加银棱的秘色瓷碗，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银装饰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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